撰文
崔健豪
崔健豪新京报书评周刊今—文化客厅系列活动回顾—
No.37
西中有东
破除欧洲中心主义
人们在对现实的想象中
搭建了乌托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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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固有的历史观念，我们往往认为，自古以来东西方文化和制度各异。由此，我们也自然而然地秉持着一种“常识”，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
不可否认，唐以后至18世纪前，中国与欧洲社会的确大不相同，无论政治制度还是文化价值，都存在很大差异，这一点也是中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共识。
然而，当历史的指针开始转向18世纪，这个被世人称为启蒙时代的百年；当我们把视线稍稍从启蒙思想的火炬上偏移，细细向前追溯火种的由来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，这启蒙的种子里亦有中国的分量。
《西中有东——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》，[美]包华石主讲/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，世纪文景
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月版
包华石
美国著名汉学家、艺术史家
两届“列文森奖”得主
01
17世纪晚期的中国与欧洲
包华石表示，自17世纪以来，欧洲人已开始大量翻译中文书籍，包括哲学、历史、诏书和奏章等，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欧洲人记述自己中国之行的日记类书籍。
其中最受欢迎的四本图书，包括约翰·纽霍夫（JohannesNieuhoff）关于中国旅途的《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纪实》()，讨论儒家思想的《孔子的道德》（MoralsofConfucius，），还有李明（LouisLeComte）的《中国近事报道》（）和杜赫德（J.B.duHalde）的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（）。
17世纪至18世纪，力欧洲最受欢迎的四本有关中国的书籍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批书出现的时间比伏尔泰、孟德斯鸠、卢梭等启蒙思想大家要早40多年。
那么，17世纪晚期的中国与欧洲有什么不同呢？
最明显的不同是施政权力的体现。17世纪的欧洲，施政权力等同于贵族身份，而在中国，施政权力则体现在官位的职能上。与此相关，在中国，官位通过科举制等选官制度获得，而非欧洲那样是世袭的身份。
宋朝科举考试图（局部）
这样的差异让欧洲人很难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。但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，他们渐渐从中抓住了三种基本理念：
第一，贤能才干。这一理念中包含了平等主义，以及以个人为政治对象的道理；
第二，人民的幸福是合法政府的标准。这一理念的基本前提为官方也会犯错，也就说明合法的政府与官方的行政不一定一致；
第三，分权制衡。会犯错的政府应该接受人民反馈，并要设立分权制衡的机构。
02
选贤任能和平等主义
包华石称，据历史学家HamishScott对英国和欧洲的研究，在近代早期的欧洲，行政人员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贵族。过去的观念常认为，现代社会建立在中产阶级出身并学习过罗马法的官僚团队之上。但恰恰相反，很明显君主政体在17世纪及之后，都依赖于其自身跟既有社会精英（即贵族）之间的合伙关系。
约翰·纽霍夫在年出版的《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纪实》中，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。他尤其提到：在中国，非贵族的人可以参与施政（他将这样的人称为“philosopher”）；而官方也受到法律上的约束。
“(Officialsinchargeofthe吏部mustbe)PersonsabletojudgeofwhomtheyconfersuchDignities(offices);(they)mustbeallqualifiedwithPhilosophicalandotherLearning,that